獬豸孺名，知人曲直，触邪佞。
进而，如果服从硬法不易解释的话，那么，服从软法就更加复杂了。罗豪才主编：《软法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在传统国家法观的视野下，也有缀以法字的用语指称非国家法，如原始法、习惯法、民间法、宗教法、宗法、跨国法（transnational law）等。[37]因此，软法的制定与实施过程更加开放，更加注重商谈-论证与合意性，注重对话与沟通，强调共识与认同。然而，即便在事实上有更多的理由支持行动者选择软法，即便情感调动可以说明为什么软法有着实际的效力，即便规范性可以不只是命令、还包括认可，以上论述似乎仍然没有解决László Blutman教授提出的问题：软法得到普遍服从或认可、发生实际效力的社会学意义上的事实，不能为其提供坚实的规范基础。[9] 与功能理论强调软法的实际规范作用略有不同，接近理论则是关注软法规范与传统法律规则之间的特殊关系或关联性，从而赋予其法的地位。而这两方面可以归结到一点，即非国家共同体规范形成权是这些共同体自身固有的。
但是，正是全球市民社会提出了公众偏好和期愿，对一系列原则和价值——诸如人权、环境的可持续性、负责的公民、企业责任、正直和可信的品德等——凝聚了共识，才促使跨国企业考虑其品牌是否会因为违反社会契约而受到信誉损害，才促使民间规制及相应软法的形成和发展。法律的沟通主义进路并不是要硬生生地用沟通替换强制，仿佛要在法律世界中植入沟通要素，完全否认法律的强制特征。请问，鉴定专家对第三人承担合同责任的依据何在以及其法律构成是什么？与之相关，如果将第三人责任扩展到专家的契约责任的话，这是否意味着今后像会计师、建筑师、甚至证券分析师等专门以出售知识和信息为主的专业领域将面临更大的经济上的风险呢？ 托依布纳针对司法判决将第三人拉入契约内部，我依据另外的理由进行相同论述。
与此同时，私法必须将这些不同社会领域内在的规范性进行内化和反思。因为这种双务合同模型至少从外形上并没有呈现特许经营网络特有的垂直统合的结构。关于系统整合问题，在我看来，这是私法的一项任务。与之相对，法律合同还具有另一个重要区别。
今天，市民社会不再被理解为市民关系的全体，而是根据功能分化作为不同的社会子系统的法律。第三人是买受人而非鉴定合同的当事人，但该鉴定合同产生的后果对他具有确定性。
但是，网络契约论显然超越了传统民法学，主张基于网络目的或者依据网络参与者的平等原则，对合意的内容进行修改。我们必须重新吸收拿破仑的思想，不再将民法仅仅理解为关于经济的法律，而是作为整个市民社会的法律。这不仅是一种设想，通过行政法、宪法等私法与国家的法律互相接触，而是意味着，单独由私法组织起来的部分领域演化自己的宪法以及它自己的公共功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因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社会联系高度紧密，基于此种联系产生了一种法律义务。
托依布纳当涂尔干（Durkheim）谈到契约的非契约要素时，他认为，合同创造了具有约束力的契约义务，它只是部分源自当事人间的合意。顾祝轩也就是说，国家宪法的诸概念无法直接移植进入其他诸社会子系统领域，单一的宪法秩序已经终结，世界正在步入多元自律的社会子系统的宪法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关什么是组成企业的公共功能这一问题被讨论并得到决定。一方面，法国大革命产生了国家的宪法，另一方面，法国民法典产生了社会的宪法。
我相信法律自创生系统理论从之前的引介学习已经进入到一个实质性的研究阶段。比如，卡纳里斯（Canaris）主张特许经营合同属于混合契约（其主要构成要素包括事物处理、雇佣及租赁契约），认为通过合同解释的方式，在传统的契约类型中就能够解决阿波罗案中的具体问题，而不需要重新发明、创设契约网络这个概念。
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法律中的规范是怎样影响其他法律中的规范的。（3）在法律上关于约束性合意。
目前在私法领域中这是一股很强的法学流派。这里存在一个冲突，专家对合同的忠实义务与其严格的制度上的客观性和中立性的义务相互冲突。与契约行为的基础（Geschaf tsgrundlage）、持续性合同关系、公司以及其他的法律概念相互竞争，已被承认的合同结合这一法律范畴具有高度规范上的敏感性，符合网络契约这一社会现象的特性。总体上，合同必须被看作是一个复杂系统，仅仅很小的一部分表现为在双方当事人之间缔结合同。中华法系强调诸法合一，并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公／私区分。这取决于合同存在于何种语境中，它并不仅仅从合同双方相互订立的契约中，或者从彼此合作的情景中获得信息，而是同时从合同所嵌入的制度—市场或者组织或其他的制度—中获得。
这里可以给出一个例子，比如有关律师、医生、药剂师等职业。在网络目的中，一般条款指向了某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它超越了单纯的交换关系并要求多方参与人特别的共同协作。
那么，如何才能在既保持法律自律性的同时，又能应对法律外部的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呢？对此，您认为法律系统理论对传统私法学的贡献是什么？ 托依布纳当我们谈论私法时，它当然是国家颁布的法律，并且适用于规范私人的法律行为。我仅仅因为且当给付和对价符合个人利益时方才履行给付。
换句话说，合同关系如果将社会现实考虑进去，那么，经由当事人合意而产生的所有内容就不再是固化的，并且合同关系将体现来自其他社会系统（外部环境）的诸多要求且深受其影响。一个国家如此将外国的法律规范移植进入自己的法律文化中，而其自身又具有超强特性的法律传统，移植会产生何种效果呢？一种观点由莱格兰德（Legrand）所代表，他认为移植外国法不能发挥作用。
换句话说，我看到了法律合同的文化方面针对其他两个方面的优势，即针对单纯个人利益指向的经济行为，也针对建立在共同确信之上的行为。关于确定合同类型和给付内容的合同解释，不仅可以依据合同文本中的语义或依据当事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来确定，而且可依据在不同制度中嵌入的社会予以确定。但是却忽略了合同同时具有另外一种功能，即对社会不同的价值领域进行调和。而您的网络契约理论则关注合同结合，回归对特许经营合同的结构剖析，因而在法律层面更重视特许经营系统作为网络的属性。
对自我规制的规制必须同时保护那些非经济性价值。民法是在罗马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被告（Y）是全国经营眼镜销售的连锁总部公司，旗下共有150家直营分店和90多家加盟店。一般条款具有另一种功能即将社会规范整合进入法律之中。
一方面合同作为人们之间的一种关系，实际上是互换关系，但又比仅仅将其理解为互换关系走得更远。比如以企业法为例，它不是单纯的有关企业的私法，当涉及如何平衡股东之间的关系时，它具有私的一面。
据我所知，为了论证法律刺激理论，您曾举出在欧洲私法统一化进程中英国法能否移植德国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这一事例，展开过十分详尽的分析。对此，联邦法院判决被告对与鉴定合同毫无关联的买受人须承担合同上的全额损害赔偿义务。此时并不存在合同，但却存在义务即先合同义务。如果某些合同互相之间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这些联系是基于参与者间紧密合作达成的，那么法律就必须关注这种存在于合同之间的关联性。
但须予以仔细审视的是，在何种范围内合同彼此之间相互影响。在西方，也有学者曾提出契约法被边缘化。
正是依据此种因网络结构带来的高度的忠实义务或结合义务（Verbundpflicht），总部应当将因网络带来的利益再分配给各个加盟者。Droits civils（一般译为私权）既是针对个人的也是针对国家的权利。
这就引发出一个问题，像中国这样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家，当一种新的法律系统被移植进来后，与其既有的社会其他系统势必会产生巨大冲撞。托依布纳关于私法和行政法或者私法和国家宪法的关系，虽然都涉及各自闭合的部分法律规则，但它们相互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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